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颁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中指出：“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那些被各地人民群众或某些个人视为其文化财富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活动、讲述艺术、表演艺术、生产生活经验、各种手工技艺，以及在讲述、表演、实施这些技艺与技能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工具、实物、制成品及相关场所。”这个概念进入中国已经十余年，虽然触及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内容，但在其传承主体、时间、形态、内容和价值的表述上仍欠缺明确的学术定位。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语境下，现代工业的迅猛发展强势改变着人们的生存观念和消费模式，而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几千年来传统农耕文明的积淀，似乎与新中国七十年来的工业化进程格格不入，过去用于承担日用品生产的手工技艺大部分被动力十足的机械所替代，仅仅沦落为大工业生产的适当补充，那些脱胎于原始宗教仪式的传统岁时节日也失去了沟通的伦理场所，如此种种。那么，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能与工业产业、智能工业等高新技术产业和谐共生，中国非遗的未来会怎样发展，如何做才能走向未来？
以占据中国非遗大部分的手工艺为例，现实情况来看，生物工程、电子信息技术与新材料的应用，可使当下的大工业流水线生产在未来实现无人化操作，社会生产效率将飞速提升，而传统手工技艺仍会作为更高效生产力的填补，满足消费者对个性化、艺术化、定制化产品的需求，同时，它仍将承载其地域性文化内蕴，为整个人类社会提供服务。那么，中国非遗的未来又该如何把握？
一、保护非遗传承人的“本真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表现形式非遗看，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其“非物质”性，在没有作品呈现之前，它只是作为一种思想或技能存于非遗持有者身上，既然隐形又该如何去保护？这就提醒我们，只有将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保护好，才能不致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消失。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中华文明的记录者、创造者和延续者，其在面对差异化原料时所进行的是个性化的手工劳动，在进行口头及肢体语言表达时展现的是自身的审美特质与道德感化。这一过程中的每一个动作都是独一无二的，都带有不可重复的生命体验性。因此，传承人对“本真性”的理解与寻找决定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类的纯正与否。而这里的“本真性”可以理解为独特性或创造性，技艺因人而存在，这也是非遗活态传承的有效路径，传承人作为中华文明的二传手，有责任将其有效继承下来并传承下去。
二、打造非遗“品牌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普通文化事象有所区别，它需要在市场经济领域中存活，生产和消费是必不可少的两端，没有了消费也就表示没有了市场需求。因此，非遗自身所持有的潜在性资源价值同市场经济时代契合。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变成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里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既包含物质需求又包括精神需求，正是在这两者的作用下，文化产品才得以出现。有学者提出“从遗产到资源”的发展路径，将人们的现实生活连接到社会的发展，使非遗的保护伴随文化的变迁由静态变动态，非遗也可以散发出产业之光。
在迈进消费社会的当下，品牌的力量时刻影响着消费者，诸多奢侈品牌令大众乐于追随，那么我国的非遗项目是否也可以品牌化进而开发出其当代价值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例如北京同仁堂、天津泥人张等，这些品牌的长久不衰正是得益于对品牌的深化发展，好的品质当然是第一位的。另外，当前的非遗产品除了一部分还作日用外，许多都有了特殊用途，例如在一些特殊场合出现，就会侧重展现其信仰价值，这里更多考虑的是一种社会心理，但无论形式有何不同，非遗只有进入了人们的生活才能更好地传承与发展。
三、保留非遗“文化基因”
所谓“文化”，其实就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整套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非遗作为凝结着中华传统文脉的载道文化，并不是一个中空的外壳或者符号，它具有强烈的地域性，不同的地域民族都有着各自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和风土人情，它是历史的活化石，也是文明的基因库。虽然我们的生活无法逃脱大机械生产给我们带来的改造，但我们有必要去履行非遗所承载的文化使命。
毋庸置疑，我国已经由之前的生产短缺状态转为了生产过剩，且时长已达二十余年，全球的资本竞争催促着我们要重新构建新型的经济体系，而非遗作为一种民间文化资源或是市民文化资源有其独特的优势。许多人都认为，时代的变迁及技术的更替使手艺人的生存空间被挤压，甚至有消亡的可能。实际上，无论是表演艺术还是手工制作，都有其自身的文化排异性，在对外来文化冲击的适应下，非遗通过技艺所表达的是独特的文化智慧，显现的是文化自觉的力量，文化本身不会丢掉它的自我认知。
四、扩大非遗“共享性”
在快速迭代的新媒体时代，非遗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新媒体领域关注的重要内容，并且它正在从一种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向一项可共享的文化财富转变。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区别就是其自身的共享性特征，“金疙瘩”抱在手里不放并不会因生命的终结而消失，只有满足更多人内心的愿景，才能使非遗本身的存在价值得以展现，就像我们可以同唱一首歌或者共同接受某一种思想，这种共享不会因时空所限；另一方面是现实原因，倘若只靠传承人的单层力量，很难去保证非遗的有效延续。当非遗迈入公众的视野之中，将打破过往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境地，它的受众会从原来个别的某个区域或族群变为更广泛的民众认可，无形中也保持了文化的多样性发展，这也是我们进行非遗保护的目的之一。
与此同时，有人也会担心非遗在通过新媒体传播共享的过程中这种即时性是否会带来文化上的变异，甚至是发展的同质化，其实这种忧虑大可不必，因为非遗共享的只是传播的形式和维度，例如与地方课堂融合或者以社区活动中心、手工作坊搭建体验平台，参与到群众的生活之中，而非传承的直接接替。
五、创建非遗生态区
非遗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文化性的存在，尽管我们现在为了方便展示或突出指代，经常将其从本地空间中提取出来，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非遗真实面目的丢失。因此，我们现在提倡的整体性保护发展其实就是想让非遗回归历史场域，放回生活情境，具体的文化隐喻总是存在于具体的物理环境之中。
文化生态区是传统文化活动地点的集中，具有系统性特点，在這个区域内又包括时间、事件、行为等一系列构成要件，带有限定性特征。当作为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文化事象，落地到生活中的具体状态中，这一切才是水土相服的。当然，非遗的生态区不仅仅是自然生态还包括人文生态，既有时间的历史性又有空间的物质性。以西北地区的剪纸为例，我们关注的不只是所剪出的图案的形式样貌，而是剪纸手艺人在完成这一活动中的方法和理念，包括他的生活环境、审美感知、思想信仰和价值观念以及剪纸的功能用途。但我们并不能将生态区保护狭隘地理解为一种固态模式，因为非遗同自身的生态环境共同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二者是互动的、活态的，社会的变迁必然会使非遗受到影响，文化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产生变化，反之亦然。传统文化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其变化体现在形成某种新的文化特征和形态，正所谓当下即是历史，作为传统文化表达的非遗也需要不断汲取时代养分，生成自有空间。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祖辈在特定的历史时空条件下与自然和谐共生并孕育而出的民族文化瑰宝，其丰厚程度令我们惊叹。在复兴传统文化的新时代背景下，人们的消费价值观念和审美需求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科学技术、传媒材料等诸多方面均会推陈出新，保护传承非遗的方法也会随之不断充盈，如何充分认识其价值、找到新理念，如何运用新的材料技术和方法让非遗从被保护走向新生，展现出自身的无穷魅力，是需要我们继续深入探讨和研究的。
（本文原刊载于《中国民族博览》 2020年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