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整体论”范式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社会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社会发展程度越高，专业化程度也越高。专业分工是工业社会里人们看待问题和实践操作的基本取向。这种取向也会导致我们失去了一种整体的视角。整体论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重新成为我们审视社会和文化的方法论。

整体论（Holism）是关于人类整体性的认识论。在文化人类学理论中，以博厄斯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和以马林诺夫斯基与拉德克利夫－布朗为代表的功能学派都将“文化整体论”作为基本学术立场和观察方法。

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是近现代美国人类学、民族学奠基人。他和他的学生们开创的博厄斯学派在美国人类学历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博厄斯学派又称“历史学派”或“历史特殊论”，主要理论观点包括特殊论与相对论的文化观，以及文化区理论与文化区分析法。

在文化整体观上，博厄斯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是由部分组成的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彼此相互制约和配合，形成特定的模式或格局，反过来，这种模式或格局会影响和制约其组成部分；整体重于局部，研究作为文化要素的局部是为了认识文化整体。因此，博厄斯学派提出“人类学的一般任务是研究社会生活现象的总和，并通过这种研究来构拟人类文化和文明史。”同时，每个民族都有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体系，而文化的发展并无高低优劣之分，而是各有其价值和尊严。

博厄斯学派的文化整体论体现在研究方法上，是文化区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提出。在对北美印第安文化进行民族志研究的过程中，博厄斯提出了“文化区（culture area）”的概念，后经由其学生威斯勒（C. Wissler，1870-1947）和克罗伯（Alfred L. Kroeber，1876-1960）发展成为“文化区理论”。威斯勒将文化区作为研究文化的单位。文化区是一个整体性的文化概念，也是一种文化结构。这种结构由文化特质（trait）、文化丛结（complex）、文化类型（type）、文化带和文化层构成。“文化特质是文化的最小单元；一系列功能相似的文化特质构成文化丛结；关系密切的文化丛结构成文化类型；相同的文化丛结和文化类型在一定的空间分布，构成文化带；相关的文化带构成文化区。”威斯勒将将文化区理论上升为一种研究方法。在他的《美洲印第安人》一书中，他将美洲大陆印第安人文化设定为15个文化区域，并绘制勒一系列文化现象的分布地图。在这些设定的文化区域中，他将部落作为构成文化区的基本单位，并将部落文化作为很多复合体的组合来理解，认为“文化是社会集团或部落所表现的文化特质复合的总体”。克罗伯的“文化区”则“以某地域的文化起源、发展、稳定、衰落为研究对象”。在他的《北美土著民的文化区域和自然区域》（1939）一书中，“将北美土著民的文化区域分成6个大区和21个小区”，并且非常重视自然环境差异对区域文化特质的影响。文化区理论指导下的文化区域研究方法，注重对考察空间的文化要素进行分层、分类的细化研究，同时强调文化整体关联性，认为对文化要素的细化研究是为了实现对文化整体的认识。这种文化区研究方法在对于北美印第安文化的抢救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

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的文化整体观主要从“结构－功能”的角度解读社会文化。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派兴起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鼎盛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以倡导文化功能论的马林诺夫斯基和倡导社会功能论的拉德克利夫－布朗为代表人物。

马林诺夫斯基倡导的“文化功能论”以“需求”和“功能”为核心概念，主张“对文化必须先有功能的分析……在功能未能解释及各要素间的关系未明了时，文化的形式也无法明了”。他认为，人有基本需求（生物需求）和衍生需求（文化需求）两类需求。人在满足衣食住行这些基本需求的过程中，为自己创造了一种衍生出的环境，即文化。用文化来满足人的需求的方式便是功能。文化的功能在于满足个人的需求。他主张一切文化都具有功能，要“通过有机地、整体地把握文化诸要素的功能，把文化作为一个合成体来理解”。

拉德克利夫－布朗的文化观受到法国社会学派杜尔干“社会整体观”的影响，研究功能与社会结构，被称为“社会功能论”。他用“结构”取代“文化”，用结构分析取代了文化分析，并将“社会结构”界定为“在由制度即社会上已确立的行为规范或模式规定或支配的关系中，人的不断配置组合”。具体来说，一方面，社会结构即在一个文化系统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由一系列社会制度和规范支配的。在研究方法上，他强调共时性研究，将文化视为一个整合的系统，研究作为这个系统组成部分的所有制度、习俗和信仰的功能；研究文化就是要研究文化要素之间的关系、文化要素构成的整体结构以及文化要素在这个系统中具有的功能。

他们的共同点是都主张对当下现存的文化或社会进行研究，认为社会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任何一种文化对其所处的社会都有特定的功能。

功能学派开启了人类学的科学主义时代，将田野工作和民族志方法确立为人类学的学科标志。马林诺夫斯基建立的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和规范成为后世人类学民族志研究的基本学术准则。文化整体观也是民族志研究的重要学术立场。在民族志田野调查中，要逐一考察社会文化的所有组成部分，以形成对研究对象的整体认知；在民族志文本书写中，不仅要全貌地整体描述所考察的社会文化各个方面，还要分析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及其对于整体社会文化结构的功能和意义。

随着人类学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影响的扩大，民俗学、艺术学及其衍生学科，如艺术人类学、艺术民俗学等，都将“整体论”作为基本的研究范式。

民俗学是以民俗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以民俗事象和民俗整体为基本研究取向。民俗事象研究民俗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如某个民俗活动或仪式。民俗整体研究将视角从“文化”转向“生活”，注重当下发生的“生活文化”（钟敬文，《民俗学及其作用》）或“生活层面文化”（刘铁梁，《村落生活与文化体系中的乡民艺术》），研究民俗事象与生活之间的关联性。因此，民俗整体研究强调“生活过程”，注重在民俗活动发生的具体情境中进行动态整体研究。与民俗整体研究相关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语境（context）”。“语境”源自美国民俗学“表演理论”。“表演理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盛行一时，至今仍具影响力。该理论强调“以表演为中心（performance theory），关注口头艺术文本在特定语境中的动态形成过程和其形式的实际应用”。“语境”概念与民俗整体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强调民俗事象与具体情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注重将民俗事象置于特定的民俗文化情境或语境中的进行整体观照。

在研究方法上，民俗整体研究以田野作业为基础，要在民俗活动现场语境中考察民俗文化整体。民俗学田野作业中，“村落调查”是民俗整体研究的实践模式。“村落调查”方法源自人类学功能学派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实践。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吴文藻先生将功能学派人类学理论介绍到中国，提倡在中国开展现代社区研究。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成为社区研究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实践。“村落调查”以“社区研究”理论方法为基础，以村落为基本空间单位进行民俗文化的整体研究。我国众多优秀传统文化植根于乡土社会。村落是我国乡村社会的基础单元，也是具有较为完整文化脉络的文化生态系统。以村落为单位更易于对民俗文化进行整体把握。

艺术民俗学是从民俗学角度研究“艺术活动与民俗整体之间内在关联的学科，……从生活－文化整体的角度解读艺术”。“生活－文化整体观”是该学科对“文化整体论”的概念拓展。艺术民俗学以一种整体性的艺术研究方式观照艺术，以艺术主体、艺术活动及其所处的民俗生活整体为研究对象，探讨“艺术活动与民俗整体之间的双向动态关系”，即社会生活如何产生艺术，艺术又怎样影响社会生活变迁。在田野作业中，首先要考察艺术活动背后作为民俗语境的整体性社会生活文化；其次要考察艺术活动与民俗语境之间的内在关联。

艺术学“以整个艺术为研究对象，又包含着音乐学、舞蹈学、戏剧学、电影学、美术学等具体的艺术理论学科”。艺术学研究有两种取向，一种是哲学思辨范畴的艺术本体研究，一种是文化学与文化人类学视角的艺术语境研究。文化学方法影响下的艺术学“把艺术世界放在它的一个最切近的上位系统即文化的系统，也就是精神生活、精神文明、精神生产的语境来观照、透视艺术的种种规律性现象，探讨艺术在一定时代、一定民族、一定社会环境下的精神创造活动中的地位及意义”。文化人类学影响下的艺术学认为“任何一个‘文本’都是特定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条件下的产物，而要解读这个文本，则势必会关涉到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这种“艺术语境”整体性研究范式是“文化整体论”在艺术学研究中的体现。

艺术人类学是以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艺术现象，以“文化整体论”为基本学术立场的艺术学与人类学的交叉学科。其整体论研究范式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不仅研究艺术品，更加注重对艺术行为的研究，整体观照艺术的生产、流通和接受的等系列行为过程；第二，在研究艺术本体时，强调将其置于所属的社会文化系统中进行内涵、意义和价值的阐释。艺术人类学将艺术活动作为社会结构和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强调艺术与其他文化要素以及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此外，门类艺术研究也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下，发展出艺术交叉学科，如民族音乐学、舞蹈人类学、戏剧人类学等。这些学科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与本学科的理论相结合，为学科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其中，文化整体论成为这些学科共同采用的研究范式，即将艺术本体作为社会文化系统的组成部分，置于其所属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整体性研究。

2021年3月，教育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隶属于艺术学理论。非遗学科建设也被提上日程。纳入专业化和学科化建设的非遗研究，需要确立清晰明确的研究对象和范式。非遗研究以非遗项目本体及其生存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以及非遗保护方法和措施为研究对象。其研究范式以田野调查为基础，以非遗的保护、传承和发展为学术旨归，以文化整体论为基本学术立场和方法论。

非遗的整体论研究范式以文化整体观的视角，从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向度研究非遗本体及其保护实践。

非遗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是其所处社会的组成部分，具有特定的功能和意义。在选择作为研究对象的非遗项目时，首先要考察和研究该项目作为当地的一种文化形态，在当地社会中的功能和意义，以此来整体观照或重构当地的区域文化脉络。以徽州楹联匾额为例。楹联，也称对联，是一种对仗工整、平仄协调、反映文人士族哲学思想和生活情趣的民间文学形式。徽州楹联多以匾额的形式悬挂于徽州传统建筑的大厅、便厅、书房等处，与门楣、堂匾、书画等一起构成徽派民居文化的一部分。明清时期，徽州楹联匾额达到鼎盛。楹联内容多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有反应中国传统礼教、训诫后人的格言联，有直抒胸臆、表达闲情逸致的言志联，有描景绘色、借物抒怀的风景名胜联，也有尊祖敬宗、以申孝思的祠堂联。如今，在徽州民居、祠堂、戏楼、书院等传统建筑中依然保存有大量的楹联匾额。研究徽州楹联匾额，不仅要从中国传统书法和雕刻艺术的角度研究其给居室和村落环境营造的幽雅韵味，还要从徽州地区社会文化和经济的角度探讨其功能和意义。

徽州楹联匾额是徽州地区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历史上的徽州人崇尚儒学，重视宗法礼教。南宋以后，程朱理学在徽州得到发扬光大，朱子门生在当地传经授道，形成了在徽州盛极六百余年的新安理学。徽民为中原士族移民后裔，崇尚读书，并将科举入仕作为人生追求，从早期的“耕读并重”，到后世的“贾而好儒、由儒而商”，都离不开读书之根本。这些思想观念都体现在各个时期留下的楹联之中，如“圣代衣冠光宇宙，儒门礼乐壮山河”、“书作良田何必嫌无厚产，仁为安宅由来自有亨衢”。由此可见，楹联匾额体现了儒家文化以及尊儒重教传统在徽州地区的传扬和发展。

徽州楹联匾额的产生、发展与徽商经济的兴起密切关联。楹联匾额依附于村落中的传统建筑。明代中叶至清代乾隆末年的约三百年间，徽商经济繁荣鼎盛。徽商离开故乡，前往扬州、汉口等经济较发达的城镇经商，再将财富运回故里，修建庭院豪宅、书院祠堂。崇尚儒商结合的徽商，在建造庭院府邸时，通过楹联匾额彰显自己的人生志趣和追求，凸显家族的门风家规，训示后世子孙。

儒家文化、尊儒重教的传统以及徽商经济都是构成徽州文化的重要因素。考察和研究楹联匾额，不仅要从民间文学和传统书法、雕刻艺术的角度研究其表现形式，还要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整体观照和重构当地徽州文化的发展脉络，分析其在徽州文化的历史发展中的功能和意义。

从共时性来看，非遗不是孤立的文化形态，而是与其所处社会环境中的其他文化形态以及区域文化生态环境具有不可割裂的关联性。因而，要从区域文化整体的角度研究作为文化要素的非遗项目。博厄斯学派的文化区域研究法是对特定区域文化进行整体研究的有效方法。它将“文化区”作为文化研究的基本单位，将其视为一个整体性的文化概念和由点到线到面的逐层递进的文化结构。其中，文化特质是文化区的最小单元。在非遗保护中，社区是一个重要概念，指某一非遗生存发展的物质空间以及共同拥有该非遗并形成稳定认同的人的集合体。非遗保护语境中的“社区”是一个有“人”有“物”的文化空间，可以是一个村落、城镇街区，也可以是一座或几座城市。在研究过程中，可以将非遗项目作为当地文化最小单元的“文化特质”，以村落或城镇街区作为基本研究单位的“文化区”。以村落或城镇街区为基本研究单位，缘于村落或城镇街区作为人口集中的生活聚落，具有完整的文化生态环境，对于调查研究最具可操作性。在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和研究中，以村落或街区为基本单位，则可以改变其因所涉地域过大而无法形成整体视阈、落实“整体性”保护措施的困境。

在非遗的“文化区”研究中，要对其中的各种文化要素进行细化，以分类的方式实现对文化整体的认知。首先，按照其存在形态，列出物质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清单。物质遗产包括可移动的物质载体，如农具、生活器具、服饰、乐器等；不可移动的物质载体，如民居、祠堂、戏楼、书院、亭台楼榭等。物质遗产又分为列入国家各级文物保护体系的文物保护单位，如文物、遗址、建筑群等；未被列入各级文物保护体系的物质遗存，如日常生活用具、劳动生产用具、普通民居老宅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列入各级保护名录的各类非遗项目以及未列入名录的非物质形态文化。其次，分析研究各类非遗与物质遗产之间的依存关系，如传统民居营造技艺依托于传统建筑，传统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表演艺术依托于乐器、服饰、戏楼等物质载体，祭祀仪式、节日庆典等传统民俗活动依托于祠堂、广场等公共空间载体，进而勾勒出所有物质、非物质遗产与作为文化区的村落或街区整体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再者，分析研究各类、各项非遗之间的关联性，尤其是当地民俗文化对于关联所有非遗项目的纽带作用。民俗文化是民间文化的精髓，深深植根于民间社会，构成了当地民众文化认同的基础。以非遗项目为起点，梳理出当地民俗文化的脉络以及非遗项目与民俗文化之间的关联，使民俗活动成为勾联各类非遗项目的链条。如一场庙会活动，会将当地的传统表演艺术、手工技艺以及祭仪庆典等文化形式汇于一堂，成为各种文化要素交融和民众情感认同的纽带。通过以上分类研究，构建出当地文化的整体形态面貌和文化发展的完整脉络。

从历时性来看，非遗具有活态流变性。所谓“活态流变性”，即非遗是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文化形态，不是一成不变的活化石，而是在历史长河中奔腾不息的活态文化。非遗整体研究要尊重其活态流变性，从历史与现状相结合的角度探究其传承、发展脉络。首先，在保护非遗传统性的同时要尊重其现代性和发展性。非遗是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表现形式，传统性是其受到当代人关注的核心要素。然而，保护非遗的目的是促进其在当下社会的存续和发展，而不是要其停止发展成为文化标本。研究非遗，要认识到其是现代社会的文化形态，需要适应和融入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要尊重非遗时代发展的需求，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寻求发展的途径。其次，要认识到非遗发展的过程性，关注其在特定“语境”中的动态发生过程。语境研究是非遗整体性研究范式的重要方法，即在具体的活动情境中研究非遗如何被生产、如何呈现、如何被接受、消费以及传播等过程。语境研究要求研究者进入田野现场，在活动情境中动态考察非遗的呈现过程。如考察一项传统技艺，不仅要记录传承人制作物品的技艺流程，还要追踪其作品的销售、流通以及被接受和评价的情况；考察一项传统表演艺术，不能只是记录其最终的舞台呈现方式，还要观察表演活动发生的时间、地点、演员的即兴表现以及与观众的互动、观众的评价等过程性内容；考察一项民俗活动，则要完整记录起始时间、活动场域、参与人员、参与途径和模式、活动物品、仪式以及表演活动过程等方方面面的内容。

随着非遗研究的日益专业化和学科化，亟需构建起系统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整体论是构建非遗研究理论和方法论体系基础，是非遗研究的基本学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