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琼｜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综述

从1979年8月份开始，“音乐集成”工作全面开展，加之民族音乐学学科理论的倡导与影响，广大音乐工作者对云南各民族的音乐进行了大规模的全面调查研究、收集整理，产生了一大批辉煌的研究成果。1979年7月，文化部和中国音协发布《搜集、整理我国民族音乐遗产的规划》，根据这一规划，这两个部门联合组织了大型类书《中国民族音乐集成》（民间歌曲、民族器乐、戏曲音乐、曲艺音乐）的编纂工作，由云南省文化厅组织全省专业人员对各民族民间的歌舞乐艺术进行了全面普查和收集整理，作为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目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云南卷》《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云南卷》《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云南卷》《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云南卷》历经20多年的艰苦编纂，到世纪末已由文化部正式出版。全省各地、州、市（县）收集整理和出版的大量资料，是云南历史上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最辉煌的成果之一。

这一时期，《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6]《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7]《中国乐器》^[8]《中国多声部民歌概论》^[9]《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10]等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方面突出的专著，都将云南少数民族的内容列为重要组成部分，许多章节内容由云南的民族音乐工作者参与撰写，它们与各“音乐集成”共同构成这一时期对云南少数民族音乐“扫描”式的研究成果。

研究机构逐渐专业化也是促进理论研究发展的又一重要保障。1984年4月，云南省戏剧创作研究室、省文化局民族音乐工作室、与民族舞蹈工作室合并组建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所。随后，各州市也相继成立艺术研究机构，形成了专业的音乐理论研究队伍，先后出版了《云南民族音乐论集》^[11]《云南歌舞戏曲史料辑注》^[12]等专著，《云岭歌声》《民族音乐》《民族舞蹈》《民族艺术研究》等刊物也成为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重要阵地。这一时期，“云南首届民族音乐学术讨论会”（1983）在昆明的召开，第三届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年会（1988）在玉溪的举办，均对云南少数民族的音乐研究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综观这一时期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成果，除了“集成”和各类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专著的的资料建设之外，研究视角还包括音乐民族志、乐种研究、音乐分类研究、音乐形态研究、乐器学研究等，尤其是多学科理论及方法的介入，使20世纪80年代以来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成果倍出。

1.音乐志

少数民族音乐志的体系建设是这一时期研究、讨论的热点，《白族音乐志》^[13]则是这一热点下的重要成果。此书以白族音乐为研究对象，依据白族民族史、文化史及近现代白族音乐调查材料，对白族音乐进行“志书”式研究，书中的“志略”部分采用民间音乐五大类分法,按民歌、民间歌舞、曲艺音乐、戏曲音乐和乐器、器乐等五个方面来进行描述，也兼顾了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等不同品类。除了对曲目、唱段、音乐著作等有专门涉及外，《白族音乐志》还采用文化史、民族志的写法对音乐风俗、社团、传说、史料、文物、楹联、术语等进行了归纳，具有完整、全面、丰富的特点。可以说，这是我国是中国第一部以单一民族为单位书写的音乐志专著，具有开拓性学术意义，填补了国内民族音乐志研究的空白。

随着“集成”工作的开展，针对云南各少数民族（尤其是少小民族）音乐的概述性文章倍出，其中以“云南少数民族广播讲座”为代表，对少数民族音乐的情况进行了普及宣传。1983年开始，云南省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音乐组与云南民族艺术研究所音研室合办“云南少数民族音乐广播讲座”，一共播出七讲，涉及白族、佤族、纳西族、普米族、拉祜族、景颇族、傣族，讲座采用播音和音响同步的形式，每个民族都按照民间音乐的五大类进行介绍，半小时为一讲，每个民族从4讲到8讲不等。从理论成果来看，这段时期涌现的代表文章有《怒族民间音乐概述》^[14]《阿昌族民间音乐简述》^[15]《独龙族民间音乐简述》^[16]《纳西族民间音乐概述》^[17]《普米族音乐概述》^[18]等等，这些文章大多通过田野调查，将该民族歌舞乐做出梳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一时期，也有学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侧重从音乐文化学方法层面进行研究，如杨民康《德昂族传统音乐的文化学研究》^[19]《布朗族音乐文化的结构、功能及分类方法》^[20]等文是在数次田野调查工作的基础上，将德昂族、布朗族音乐与该民族文化视为一个整体文化符号系统进行研究，对该音乐文化层叠置的现象进行文化学阐释。此外，值得提出的是韩国璜《西双版纳傣族与泰北音乐传承比较》^[21]一文，将中国傣族与泰国泰族音乐文化之同异及其形成原因作了深入的比较和探索，这是较早提倡并开始对云南与东南亚信仰南传佛教区域的跨界族群音乐文化做比较研究的文章，是为云南少数民族音乐跨界研究的初创期成果。

2.民歌

民间音乐的五大类别在少数民族音乐中均有发展，且类型多样、风格各异。针对不同类别的音乐形式，学者们予以了较多关注。这一时期，民歌研究的代表成果有《云南壮族民歌的歌种称谓及其分类》^[22]《彝族“五三腔”探微》^[23]《对彝族民歌分类之宏观研究》^[24]《彝族丧礼乐中的抑哀歌》^[25]《民俗之魂一一纳西族风俗歌曲及其习俗特征》^[26]等文，对少数民族的民歌与风俗、民歌分类、民歌形态等做出阐述。其中，亦有学者将目光投向多声部民歌研究，如李安明的《傣族双声部民歌初探》^[27]对元江傣族双声部民歌的曲调、演唱风俗、音乐形态、结构等作出论述，而樊祖荫《云南多声部民歌研究》^[28]则是对云南省的彝、傈僳、纳西、拉枯、景颇、哈尼、佤、壮等八个民族的多声部民歌进行了伴生环境考察，并从形态到演唱形式、结构形态对云南多声部民歌进行分析。尔后，张兴荣在《云南多声部民歌的现状和前景》^[29]一文中谈及多声部民歌所面临的危机、缘由及对策，以期得以更好传承发展。

在民歌研究中，这一时期也有对歌手的重点关注。由中国音协民族委员会牵头、武汉音乐学院组织、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所参加的“白秀贞演唱艺术科研小组”对云南著名的彝族民间老歌手白秀贞进行了录音录像、记录整理和初步研究工作。其中廖奇玉在《谈白秀珍的歌唱艺术特点》^[30]一文中，对她的发声技巧作了较详尽的分析，探讨其演唱的艺术特征，并把这些特征放在地理文化背景中去考察，以探求这种演唱风格形成的内外原因。李万进的《清新质朴唱心声──云南彝族歌手白秀珍的演唱艺术》^[31]则在收集、整理白秀珍演唱艺术的基础上，对其发声方法和演唱技巧进行了研究。

3.乐器及器乐

云南的乐器种类多达三百多种，乐器与器乐一直以来都是学者们注目的重点。这一时期推出了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值得提出的是吴学源于1982年撰写的《傣族民间乐器及对其改革的初步设想》^[32]一文，原文近6万字，这是首篇对单一民族的乐器进行广泛深入研究的论文，该文对70多种傣族乐器进行梳理，且首次运用欧洲乐器分类法对云南乐器进行了分类尝试，并提出经乐器改革后组建傣族管弦乐队的构想。其乐器改革的观点尔后在《发掘·改革·发展——40年来云南民族乐器的改革》^[33]一文做出详细阐述。而《基诺族民间乐器大鼓调查》^[34] 与《基诺族的狩猎音乐》^[35]两文，则是运用民族音乐学的学科理论与方法，将基诺大鼓与七音竹筒两种乐器，置身于它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生态环境与自然生态环境中，结合基诺族的社会历史文化、父系氏族公社的社会组织结构形态、狩猎及山地农耕文化的生产方式、原始信仰祭祀活动等多角度全方位进行阐释。从不同视野撰写的乐器文章还有《彝族乐器》^[36]《西盟佤族的乐器》^[37]《克木人的乐器》^[38]《傈僳族弹拨乐器——“其布厄”》^[39]《云南古代编钟初识》^[40]等等。对器乐的关注如周凯模的《云南少数民族器乐中的“重奏”现象》^[41]对云南少数民族中“二重奏”“三重奏”“四重奏”的现象及形态分析之外，更多的研究目光则聚焦于乐种。

4.曲艺音乐及戏曲音乐

在此期间，各地曲艺、戏曲工作者们对少数民族的曲艺、戏曲音乐进行收集整理，出版了省市的相关资料汇编，其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作为《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云南卷》主编的黄林针对少数民族曲艺的定位问题发表《吟唱史诗不同于说唱曲艺——关于少数民族曲艺的思考》^[42]一文，对指导少数民族曲艺音乐的收集整理及研究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少数民族戏曲音乐方面，傣剧^[43]、彝剧^[44]、壮剧^[45]等都有相关研究成果，而尤以白剧尤甚。李晴海创作有著名白剧《红色三弦》《苍山红梅》（合作）和《望夫云》等，为此他结合实践对白剧音乐进行理论总结，写有《白剧音乐的回顾与思考》^[46]《略论白剧音乐的继承与发展》^[47]等文。蒋菁《白剧<望夫云>的音乐成就——兼谈少数民族戏曲音乐的继承与发展》^[48]则从对《望夫云》的重点场次进行细致全面的音乐分析，并就其体现出来的“旋律程式”的使用情况作出论述，是为云南少数民族戏曲音乐研究的力作。

5.宗教音乐

从1986年起，各地文艺工作者陆续开始了对云南各种宗教音乐的系统收集整理，其中既包括少数民族中原始信仰的音乐，也包括少数民族中的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音乐。为了加强基层民族音乐工作者民族政策与宗教政策理论素质的提高，以及汲取民族学、宗教学的方法论指导，于1991年由《器乐集成·云南卷》编辑部主持召开了“云南省首届宗教音乐学术研讨会”，共收到有关论文近40篇，其中有关佛教（汉传、藏传、南传）音乐的有6篇，道教（宫观道教、民间道教、瑶族民间道教）音乐的有8篇，基督教音乐的1篇，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的19篇，洞经音乐的文章4篇。会后，《中甸县藏传佛教音乐考查》^[49]《论云南洞经音乐组织的社会属性》^[50]等参会论文发表。

此期间，有关少数民族宗教音乐代表性研究成果还有杨民康的《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音乐文化初探》^[51]《云南怒江傈僳族地区的基督教音乐文化》^[52]《论中国南传佛教音乐的文化圈和文化丛特征》^[53]等。和云峰（桑德诺瓦）发表的《东巴仪式音乐的若干调查与研究》^[54]一文，全面介绍和探讨了东巴教仪式音乐，从“八大仪式”中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核拉勒扣”(大祭风)与“哦热热”(超度亡灵)两种加以论述，从仪式的称谓、唱诵内容、祭祀巫舞、民间传说到与音乐有关的种种原始崇拜观念均作了系统的梳理和理论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民族音乐学研究的深入及学术力量增强，这一时期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呈现出方法多样、角度各异等特点，尤其是跨学科理论研究趋势逐步深入，带来大量新的视角与观点。新思维、新理念、新方法不断涌现，方法论与个案实践方面更具开放性、多元性，使得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得到持续发展和进一步深化。纵观这一时期的专著、论文等研究成果，明显可见，在多学科理论影响下，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更加细致、深入、全面。从研究成果的性质来看，以音乐志、调查报告、乐种研究、形态分析等音乐本体研究课题继续推进，另一方面，跨学科融合下文化内涵阐释、跨界音乐等课题分量逐渐加重，尤其是“非遗”工作的大力推进，将“后集成”时代的研究注入了新的动力。

1.音乐本体研究

新世纪开篇，一部编撰近20年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重要专著《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55]正式出版，《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56]上、中、下册也在这一时期内出齐，共同构成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这两本著作对于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搭建了整体框架。同期，本地学者也对云南少数民族音乐总况进行了概览，代表论著有《滇音荟谈——云南民族音乐》^[57]《云南少数民族音乐学概论》^[58] 《云南原生态民族音乐》^[59]《云南民族乐器图录》^[60]等。

音乐民族志是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持续关注点。自《白族音乐志》开启单一民族音乐志书的研究创举后，陆续有学者对单一民族的音乐予以重点关注并出版专著，代表论著有《贝壳歌——基诺族血缘婚恋古歌实录及相关人文叙事》^[61]《普米族音乐概论》^[62]《纳西族音乐史》^[63]《景颇族音乐概论》^[64]《德宏傣族传统音乐概论》^[65]《一维两阈——布朗族音乐文化志》^[66]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贝壳歌》一书，这是沈洽先生正在撰写的《基诺族音乐志》之阶段性成果，作者以基诺族古歌“贝壳歌”为切入点，在上编对古歌进行译辑和注释后，下编“基诺人的文化”对与古歌相关的基诺族人文叙事，作者以“客位”的身份对基诺族主要文化脉络进行的描述和介绍，解读这部古歌蕴含的基诺文化背景。这种独特、新颖的研究方法，为音乐民族志的写作打开了一扇崭新之门。

音乐形态研究是少数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基本模式，即通过对某一民族或某些民族传统音乐的音阶、调式、旋律，以及多声织体形态特征等方面的探讨和分类归纳，从而总结出这些民族传统音乐的独特个性和特殊音乐构思^[67]。其中，多声部织体研究专著有张兴荣的《云南民族复调音乐研究》^[68]，该书对云南21种少数民族的复调音乐形式展开了形态描述和形式分析，是为整体研究之作。在论文选题上，更多学者选择个案来进行本体分析，如《云龙白族唢呐及其音乐形态探索》^[69]《云南通海蒙古族民歌音乐形态特征研究》^[70]《云南彝族民歌的音乐形态特点探析》^[71]等。

2.跨界音乐研究

新世纪以来，“跨界研究”在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体现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成为这一时期的新态势。这种“跨界研究”不仅体现在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与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跨学科研究属性，还从地域上拓展到跨境族群的音乐比较研究，极大拓展和丰富了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从跨学科研究来看，针对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的综合性研究在20世纪之末就已逐渐从学科性、专题性的视角展开，相关学者通过长期深入的实地考察，对云南不同语系、不同区域的少数民族宗教音乐进行了专题性研究，取得不少成果。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香港中文大学曹本冶为代表的中国大陆传统仪式音乐的系列研究计划开始启动^[72]，运用人类学、宗教学、仪式学等理论，为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在方法论和个案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代表论著有杨民康的《贝叶礼赞——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研究》^[73]《本土化与现代性：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研究》^[74]《云南瑶族道教科仪音乐》[75]，黄凌飞的《中国南传佛教音乐的人类学研究》^[76]等，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层面上都有着独特的学术视角。此间，青年学者们在硕博论文写作上也纷纷对此投入关照，均以个案研究为主，对布朗族^[77]、阿昌族^[78]、傣族^[79]、彝族^[80]、普米族^[81]、傈僳族^[82]、景颇族^[83]、白族^[84]等少数民族的宗教及流行于各地民间的、与各地方风俗习惯相关联的各种仪式进行的个案研究，为丰富云南少数民族仪式音乐研究提供了资料与成果。

云南是我国跨境而居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在25个世居少数民族中，与境外居民同属一个民族的有16个，故而“跨界族群”音乐研究成为这一时期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又一重要领域。在研究成果上，所涉及的跨界族群主要有彝族、哈尼族、傣族、拉祜族、壮族、苗族、瑶族、景颇族等，代表成果有《中越苗族芦笙比较研究——以云南文山与老街沙巴两地苗族芦笙为例》^[85]《中缅“象脚鼓”乐器文化比较研究》^[86]《中泰哈尼——阿卡跨界民族阿茨咕、滇航嚓音乐文化研究》^[87]《中老跨界民族音乐概观——以苗—赫蒙、克木人（族）为例》^[88]等。专题研讨以杨民康依南传佛教为线索展开的系列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为代表，产生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如《云南与东南亚掸傣族系族群佛教节庆仪式声乐的比较研究》^[89]《论云南与东南亚掸傣系族群传统器乐的社会阶层特征》^[90]《云南与周边南传佛教音乐文化圈论纲》^[91]《云南景洪与缅甸景栋泼水节仪式音乐比较研究》^[92]等，其专著《中国南传佛教音乐文化研究》^[93]是作者多年来在中国与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的又一力作。

3.非遗保护研究

2004年我国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开始了我国非遗保护的政策历程，传统音乐作为非遗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提升了国民的关注度和对学者的吸引力。云南作为民族文化的“富矿”，也自然成了“非遗”大省，对少数民族音乐的挖掘、整理、申报成为近十年来非遗工作者的重头工作。仅就云南国家级非遗项目中的传统音乐而言，目前五个批次总共13项，其中就有10项^[94]为少数民族音乐形式。可以说，借着非遗这股“东风”，为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又添了一把火，也促进了成果的推出。如上世纪“四大集成”收集整理的大量的民歌、器乐曲，以前由于经费、人员缺位等原因没能正式出版，近年来又重新受到相关部门重视，将这些民歌曲集、器乐曲集的草稿、油印本经整理后陆续出版，继续充实着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资料库”以及“集成”的学术成果。与此同时，省、市、地方相关单位和院校、学者对一些濒危的项目进行抢救式记录、保存，并在实践中探索传承保护的方法，并将其进行理论提升与反思，也产生了一系列优秀的学术成果。

在此期间，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为做了大量的工作，省非遗中心目前已举办有12届“云南民族民间歌舞乐展演”和3届“云南传统戏剧曲艺汇演”，自2016年开始每年均举办全省的非遗业务骨干田野调查培训班，并于2016年在云南大学召开“云南省民族民间歌舞乐展演理论研讨会”，并出版《云南省民族民间歌舞乐展演研讨会论文集》，为全省非遗工作的推进及非遗工作者的业务水平提升起到了促进作用。

整体来看，这一时期的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的非遗研究从内容上可分为两类，其一是以田野调查为主要研究方法，对特定非遗项目的内涵、形式、特征、价值等方面的基础理论研究；其二为非遗项目的保护、发展和传承的实践理论研究。第一种研究可以说是音乐本体研究的持续，学者对这一时期收到普遍关注的国家级、省市级非遗项目的少数民族乐种，予以更深入的研究与关照。以“彝族海菜腔”为例，此间陆续发表有关海菜腔的论文52篇（包括硕士论文9篇），著作8部（1部为音像资料），对海菜腔的源流、腔体结构、唱词特征、曲式结构、传播流变^[95]等方面展开论述，且在对海菜腔较为完整论述的硕士论文上，不同程度对其传承状况进行了阐述与评议。^[96]

对传承现状、方式、问题及解决方案的阐述是非遗研究的重要一环，对传承模式、传承方案的探讨成为这一时期讨论的热点之一，也涌现了一批相关的理论成果。其中有的针对个体项目进行研究，如《澜沧县老达保国家级非遗名录下的拉祜族民间舞传承研究》^[97]《“布朗弹唱”活态传承研究》^[98]《彝族海菜腔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研究》^[99]《白族大本曲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保护研究》^[100]等，也有着眼于传承路径和传播模式进行探讨的《云南少数民族音乐传承与传播模式的转型与创新》^[101]《传播学视域下云南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传承与保护》^[102]《乡土与校园——云南省巍山县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路径研究》^[103]等文。在非遗传承的实践中，核心要素是“人”，传承人所承载的文化记忆与符号是非遗研究更需要关注的方面，从项目着眼于“人”，也成为非遗传承研究的趋势。其中《“非遗”语境中音乐传承人的身份建构研究——以傈僳族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李学华为例》^[104]《论王里亮的“乐作”传承》^[105]《澜沧老达保寨拉祜族音乐家族传承研究》^[106]等硕士论文对此进行了全方位关照，而近年来对国家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则是以更直观的影像记录的方式进行传承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