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藏族牧民的行囊里,都会有一件功能普通,但却意义不凡的物品——藏木碗。它既是牧民的饮食器,也是陪伴牧民一生的“伴侣”,就像藏族歌谣里唱的那样:“情人是木碗该多好,可以揣在怀里头。”
迪庆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迪庆)位于川、滇、藏交界处,属于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区域,独有的区位和自然环境优势使迪庆成为藏木碗主产区之一,藏木碗制作技艺被列为云南省级非遗项目保护名录。迪庆辖内香格里拉市上桥头村、德钦县奔子栏镇木碗产销已有1000余年历史,早在明清时期就销往西藏,部分木碗更是走出国门,远销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等国。
上桥头村木碗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鲁茸卓玛给糌粑盒刷土漆
上桥头村至今仍流传着两则关于木碗的传说。一传很久以前,上桥头村村民都用泥碗吃喝。有一次,一个木匠到森林里去干活,不小心把碗打碎了。木匠灵机一动,用随身携带的斧头、凿子等工具做了一个木勺代替泥碗。下山后,村民见到木勺都颇觉稀奇,有人提议若把木勺柄去掉,或会更为好用。木匠照此办理,最初的木碗新鲜出炉。
另一传说则言,唐贞观年间,文成公主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在进藏途中,跟随文成公主的一些汉族手工艺随从,因病滞留,有的就被留在了上桥头村。留下的汉族手工艺人,根据当地藏族居民的生活习俗及生活需要,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生产出适用的木碗、糌粑盒和酒杯等餐饮器具。
上桥头村传统美术木雕省级非遗传承人——廖文华给糌粑盒彩绘图案
据考证,第一则传说在西藏也很流行,只是木匠换成了西藏当地木匠;而第二则中文成公主进藏走的是唐蕃古道,经甘肃、青海入藏,一半以上路程都在青海境内,与上桥头村实在是八竿子打不着。另有专家提出,上桥头村木碗是在元明清之际北方汉蒙戍边军中的陕西工匠把木制品制作技艺带到当地,并与当地生活用品互相融合,形成迪庆木碗制作技艺。
虽然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唐朝时西藏藏民已普遍使用木碗。吐蕃王朝屯兵迪庆,吐蕃军将木碗带入当地可能性极高,因此迪庆藏木碗出现的年代或可上溯至唐朝。
迪庆藏木碗大有名气。任乃强在《西康图经》里曾说:“西康木碗,大半自云南阿墩子(今德钦)输入……木碗之最佳者,用黑檀、紫檀之虫瘿剜成,康人呼为葡萄根碗是也;价值甚昂,惟贵家有之,多用赤金包贴碗之内方,或且将外方包贴大部,仅露小部木纹,以示其为珍贵木质而已。如此一碗,价值有达四五千元者,其次为他种坚致木料所制,各大喇嘛与土司头人家有之。再次为普通温带木材所制,皆自云南输入,西康无此类木材也。”
任乃强表达了两个意思:第一,云南(确切说应是迪庆)是产木碗的大户;第二,木碗因取材、装饰不同,被分成了三六九等,使用人群也因此不同。迪庆藏木碗扎根于藏族文化,它既有迪庆地方特点,也有整个藏区的文化因素,它的样式严守着藏族传统文化的“规矩”,不是随意为之,远比学者记录的还要丰富许多。
藏木碗分男碗、女碗和僧碗。男碗碗口大而外开,碗身低矮,象征男性的豪迈、沉稳;女碗碗形收敛,碗口稍窄,碗身较高,显示女性的柔美、内敛;僧碗碗口较阔,外腹部内陷,与碗口形成凹槽。
迪庆的藏木碗又与西藏等其他地区不同——迪庆藏木碗为高足碗,且碗腹较深;西藏等地的藏木碗则碗足不高,碗口较大,碗肚较浅。形态不一的情况很可能是因不同地区藏民饮用酥油茶的方式不同。西藏人喝酥油茶,是先将糌粑面倒入碗中,随后取一块酥油黏在碗口,最后倒入打好的茶水,酥油在喝茶过程中慢慢融化,等茶水和酥油都喝完,再吃碗底的糌粑面,这样,浅腹碗用起来就更方便。迪庆藏民则习惯将酥油茶和糌粑面分开吃,糌粑揉成团,另配一碗酥油茶,咬口糌粑喝口茶,那口径较小、散热较慢的深腹碗就比浅腹碗略胜一筹。
藏木碗还有饭碗、茶碗之分,饭碗很少镶金包银,只是用木质区分高下,茶碗就花样繁多了。镶金包银都是普通款,碗盖、碗座是必须的,碗盖的顶珠、雕刻的花纹才是看点。过去,僧碗碗盖顶珠偏爱红珊瑚,贵族、土司喜用玉石、象牙和绿松石,贵族藏医、政府的御医则惯用青金石;僧碗碗座通常为八瓣莲花,花瓣上雕有“藏八宝”,高足部分雕鹿或狮子,贵族碗座则为七瓣莲花,雕花草纹,高足部分也多是莲花。
藏碗的使用有其文化礼仪。不论在迪庆还是西藏,藏民有一个关于木碗使用的不成文规矩:木碗得随身携带,人在哪,碗在哪,不能“带嘴不带碗”。这种习俗根源于藏族不共碗的分餐礼仪(或许也与游牧民族四处迁徙的生产方式有关),“夫妻不共碗,父子不共碗,母女不共碗,兄弟不共碗”。过去的藏民只要出门,怀中必揣一只木碗,即便是到邻居家做客,也要自带木碗。政府官员也不例外,只是他们带的木碗比较高级,叫“贾赤布雪”,俗称“汉刀碗筷套”。
铁匠、陶工、屠夫、猎户的木碗更是不能离身,否则就吃不到饭、喝不到茶。即使是身无分文的乞丐,木碗也是必须的。民间艺人的木碗除用来吃喝外,还是装纳观众打赏的工具,因而他们的木碗都又大又深,大到能装2、3升酥油茶!
此外,藏族女性出嫁时,木碗也是必不可少的嫁妆之一。出嫁的女性在“新家”中要使用自己带去的碗,丈夫仍用自己已有的碗,如果是赘婿,女婿的木碗也多是从原家庭带来。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文化观念的改变,走哪揣哪的带碗习俗和争奇斗艳的木碗镶嵌等,逐渐淡出了藏民的生活。但作为一种优秀的民族民间传统技艺,它必会长久地留存在藏民族文化史中。